傅  莎¹，邹  骥¹，张晓华¹，姜克隽²

1国家应对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北京 100038；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 ：IPCC历次评估报告是国际社会和各国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2014年4月发布的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中有关排放历史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的相关内容是历次评估报告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谈判中有关各主要缔约方定位、减排责任划分、国别分组以及未来全球和国别中长期减缓目标确定、全球排放空间分配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各国确定低碳发展目标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在综述分析报告有关排放趋势、驱动因子、2℃温控目标下的排放空间、路径、成本、技术选择和减排责任分摊等的关键结论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结论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国内低碳发展的可能影响和启示，以及如何在决策过程中正确、科学地理解和应用这些结论。

关键词：减缓气候变化；IPCC；历史排放趋势；减缓情景；2℃温控目标

引 言

IPCC定期发布的科学评估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现阶段正在进行中的有关2020年后全球气候体制安排的德班平台谈判已明确授权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结论作为重要信息来源之一^[1]。2014年4月在德国柏林通过并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14：减缓气候变化》^[2-3]（如无特别说明，下文AR5均指该报告）及其决策者摘要聚焦减缓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领域，围绕如何实现全球2℃温控目标这一核心问题，就实现2℃温控目标所应考虑的原则和框架性问题、历史排放轨迹和驱动因子、实现2℃温控目标的排放空间、路径、成本、措施和政策安排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其中，有关排放历史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的相关内容是历次评估报告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谈判中有关各国定位、责任划分、分组以及未来全球和国别中长期减缓目标确定、排放空间分配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各国确定低碳发展目标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将在综述分析IPCC AR5第三工作组报告有关历史排放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相关核心内容和关键信息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结论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国内低碳发展的可能影响和启示，同时讨论如何在决策过程中正确、科学地理解和应用这些结论，以期对我国下阶段谈判及国内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1    AR5有关排放历史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的主要内容和关键信息及评价

AR5在第四次评估报告（AR4）^[4]基础上，基于新的排放数据和情景研究，全面综述了全球、区域和主要经济体温室气体排放存量和流量的历史趋势和驱动因子，同时，报告以全球2℃温控目标为主线，强化了对低浓度情景和非理想情景的评估，着重回答了2℃温控目标下的全球和区域排放空间、减排路径、成本、措施等问题。与AR4相比，AR5在描述历史排放趋势和驱动因子时增加了对消费端排放的描述，并引入了基于收入水平的国家分组方式；在描述历史累积排放时引入了森林和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排放；并以KAYA分解为方法学主线分析了排放的驱动因子。而在减缓情景方面，AR5的情景具有如下特征：（1）低浓度情景（450 ppm CO₂当量浓度情景，相当于RCP2.6情景）的数量显著上升，AR4仅有6个情景，而AR5这一类别的情景达到了114个。（2）强化了与气候系统信息的协调，增强了与第一工作组结论的可比性。（3）讨论了非理想的技术限制情景和延缓减排情景，探讨了如果限制一些技术（如核能、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封存（CCS））的获取度和允许一些国家延缓减排对全球减排目标实现可能和减排成本的影响。（4）探讨了更多的技术选项，如生物质加碳捕获封存技术（BECCS）。此外，AR5还加强了综合评估模型与部门模型结论的衔接。

整体来看，AR5有关排放历史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的主要内容和关键信息如下：

 （1）进一步强调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增长态势及减排的紧迫性。

报告强调，“尽管已经采取了很多减缓措施，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仍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2010年达到490（±45）亿 t CO₂当量。2000—2010年是排放绝对增幅最大的10年，年均温室气体排放增速从1970—2000年的1.3%增长到了2.2%。最近40年（1970—2010年）的人为CO₂累积排放约占总历史累积排放量（1750—2010年）的一半”。“经济和人口增长是驱动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口增长的贡献在近40年大致保持稳定，近1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上升。如果没有额外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未来全球排放增长预期将继续由全球人口和经济增长驱动”。“在不考虑额外减缓行动的基准情景下，全球2100年的平均表面温度相对工业化前（1850—1900年）将升高3.7～4.8℃（中位数；如果考虑气候不确定性，则范围为2.5～7.8℃）。”

虽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2000年这一年份的特殊性，它是1998—1999年经济危机后的排放低点，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近10年排放的增量和增速，难具代表性，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现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全面转型的事实和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迫切需求。报告对收入与排放关系的描述进一步凸显了近40年来，尽管少数发达国家排放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排放与经济仍未呈现出脱钩迹象的事实。而且报告对消费端排放的评估也证实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消费排放仍与经济同步增长。1990—2010年，OECD国家的人均生产端排放有小幅下降，但消费端排放却持续上升”的事实。这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和各主要经济体实现全面转型和实质脱钩的紧迫性。

 （2）通过引入森林和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排放重新定义和计算了各方的历史责任。

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以及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与以往研究常用能源和水泥工艺过程相关CO₂排放计算累积排放和历史责任不同，报告引用相关研究^[5]，尝试引入与森林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排放重新计算历史累积排放及分布。根据估算， “1750—2010年的来自化石燃料燃烧、水泥生产和天然气燃除（处理石油、天然气生产过程中过剩天然气的方法，Gas flaring）的CO₂累积排放总量是（13000±1100）亿 t CO₂。同期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累积排放为（6800±3000）亿 t CO₂。若从只考虑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工艺过程相关的CO₂排放变成包含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的全部CO₂排放，则发达国家1751—2010年的历史累积CO₂排放占全球的比重将从70%下降到50%左右”。这一结果将在很大程度改变历史责任的划分。

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与能源和水泥相关的CO₂不同，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排放估算不确定性巨大，特别是在区域尺度上。正如报告第一章图1.8指出的，在分别考虑森林和其他土地利用相关CO₂排放的低估计值和高估计值的情况下，印尼加总后的CO₂占全球排放的比重可从2.2%上升到6.1%。因此，简单地将森林和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排放与能源和水泥相关的CO₂进行加总存在误导决策者的可能性，在后续决策过程中应用这一结论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一不确定性。

（3）基于对减缓情景的评估，进一步建立了2℃温控目标和排放空间、路径的联系，强调了2℃温控目标的可行性。

报告基于对900个减缓情景的评估，建立了不同浓度情景和温升之间的关系，指出“450 ppm CO₂当量浓度情景很可能（>66%的可能性）将2100年的温升控制在相对工业化前2℃以内”。报告认为“全球平均温升幅度限制在相对工业化前2℃以内是可能的，但需要重大体制和技术变革”。“450 ppm CO₂当量情景下，全球2011—2050年的累积CO₂排放空间为5300亿～13000亿 t CO₂，2011—2100年的全球累积CO₂排放空间为6300亿～11800亿 t CO₂，已远小于全球1870—2011年的18900（ 16300～21250）亿 t的累积CO₂排放量”，仅可支持全球按照当前的排放水平排放17～31年（2012年全球CO₂排放量约为376亿 t CO₂）。这一结论与第一工作组的相关结论^[6]基本一致。在第一工作组报告中，基于CMIP5地球系统模式模拟，RCP2.6情景下2012—2100年间的累积CO₂排放空间为9900（5100～15050）亿 t CO₂，两者大致可比。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第三工作组与第一工作组在采用的模型（综合评估模型和地球系统模型）、计算温升的起始年（1861—1880和1850—1900年）、情景数量（第三工作组收集了更为广泛的情景）、温室气体口径（是否包含森林和土地利用相关的CO2）等方面存在不同。

除了排放空间，报告还给出了2℃温控情景下的典型排放路径，即“在成本最优的情况下，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要限制在300亿～500亿 t CO₂当量的水平（相当于在2010年的水平上下降0～40%），与2010 年相比到21世纪中叶要将全球温室气体减少40％～70％，到21世纪末减至接近零”。报告特别强调了2030年中期排放水平对实现2℃温控目标的重要性，指出“将减缓努力延迟到2030年将大幅增加向低排放水平转型的困难，并减少将温升控制在2℃之内的选择方案。”

此外，报告还评估了坎昆承诺实现2℃温控目标的可能性，指出“坎昆承诺与成本有效的或许可能（33%～66%的可能性）实现2℃温控目标的情景路径并不一致，而与很可能（>66%的可能性）实现3℃目标的成本有效的情景路径相一致。但实现坎昆承诺仍有可能实现2℃温控目标，需要在2020年后的大幅减排。”

与AR4相比，尽管仍存在不确定性，AR5给出了更为清晰明确的实现2℃温控目标的图景。报告给出的有关排放空间和路径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有关决策提供了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IPCC同时也承认，目前从排放到浓度、从浓度到辐射强迫、从辐射强迫到温升的各个环节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科学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导致2℃温控目标下的排放空间和特定年份下的减排要求仍是一个较宽泛的范围。而且IPCC还指出实现2℃温控目标存在很多不同的路径，而不是只有单一的一条路径。这些因素决定在决策过程中不能陷入对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的简单机械理解，不能简单将这些数值直接用于决策。

（4）给出了实现2℃温控目标的技术路径。

报告强调“实现将温升控制在2℃范围内的全球长期目标需要大规模改革能源系统并改变土地使用方式，其中CO₂移除技术（CDR）成为关键的技术手段”。

报告指出，要实现2℃温控目标，需要对能源供给部门进行巨大改革，需保障其CO2排放在未来持续下降，在2040—2070年期间实现相对2010年水平下降90%或以上，在很多情景下甚至需要实现负排放。电力生产深度脱碳是2℃情景的重要特征之一，到2050年要使超过80%的发电装置实现脱碳。在2℃温控情景下，到2050年，包含可再生能源、核能、使用CCS的化石能源、采用生物质联合CCS（BECCS）在内的零碳或低碳能源供给占一次能源供给的比重需达到2010年水平（约17%）的3～4倍。

报告发现，大多数2℃温控情景的实现需要在2050年之后部署能够清除大气中CO₂的负排放技术。这是本次评估的一个重要的新发现。土地利用和林业部门成为净碳汇是实现2℃温控目标的一个重要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BECCS和其他CDR技术目前还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其大规模应用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包括常年储存在地下的CO₂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加剧的土地竞争风险等。未来全球减排的技术路径是否锁定在这一有限范围还有待商榷。

（5）指出了实现2℃温控目标的社会经济成本的有限性。

报告发现：“对减缓的经济成本估算差异很大，对模型设计和情景假设敏感。假设全球所有国家即刻减排，有统一的全球碳价，所有关键技术均可获取，在这一成本有效的情景下，全球为在2100年实现450 ppm CO₂当量的浓度情景，会产生2030年1%～4%、2050年2％～6%、以及2100年3%～11%的消费量损失。在基准情景下，全球消费以每年1.6％～3％的速率增长。实现450 ppm CO₂当量的浓度情景会将该增速减少每年约0.06（ 0.04～0.14）个百分点。”限制特定技术的获取度和允许一些国家延迟减缓都会大幅增加减排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报告也指出这一估算并未考虑其他的共生效益和风险，且不能直接用于衡量减缓行动的成本和效益。同时，在考虑成本大小问题还应注意成本的区域分布。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不同区域承担的成本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承担的成本将更高，而且未来大多数的投资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如何补偿发展中国家承担的额外成本和弥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将成为未来决策的核心问题。

（6） 进一步将减排责任分摊到各主要区域，试图提出2℃温控目标下的区域减排要求。

报告分别给出了成本最优情景和努力分担框架[1]下的各区域（OECD1990、经济转轨国家、亚洲、中东和非洲、拉丁美洲）2030年、2050年的减排要求。报告指出（如表1所示）：在成本最优情景下，为实现430～530 ppm的浓度情景，南亚（主要是印度）2030年的排放可大幅高于2010年水平，继续上升50%-60%左右；而东亚（主要是中国）2030年的排放则需要大幅低于2010年水平，在2010年基础上下降0～40%左右。OECD1990国家的2030年排放需要相对2010年下降32%（23%～40%）左右；经济转轨国家和OECD1990国家类似，其2030年排放需要相对2010年下降32%（18%～40%）左右。拉丁美洲2030年的排放需要相对2010年下降35%（16%～59%）左右，而中东和非洲2030年的排放则需略低于2010年水平（上涨7%或下降18%）。若综合各种努力分担方案（包含考虑责任、能力、平等、发展需求等不同评价指标的不同分配方法，未考虑成本有效方案）^[7]，为实现450 ppm目标，亚洲国家2030年的排放需要基本回到并略低于2010年的排放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上上升7%或下降33%。OECD国家2030年的排放需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下降50%（37%～75%）左右，经济转轨国家需要下降1/3（28%～53%）左右。中东和非洲国家2030年的排放可略高于2010年水平（上升24%或下降7%），而拉丁美洲2030年的排放需低于2010年水平（下降15%～49%）。与成本最优情景相比，在努力分担框架下，受其历史责任和能力优势等的影响，OECD1990国家的减排力度需大幅增加，经济转轨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减排力度有小幅增加，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减排力度可有所降低。

表1： 成本有效情景和努力分担框架下的各区域2030年的减排要求

Figure 1: Regional emission allowances in 2030 under cost effective scenarios and effort sharing framework

需要注意的是，如上述将全球排放空间和减排责任分摊到给区域需要基于一系列的评价指标和分配方法学。且相对于全球信息，各区域的减排要求对其采用的分配标准和情景假设尤其敏感，在将上述信息应用到决策时必须对采用的分配标准和情景假设有充分认识。例如深入分析上述努力分配方案所引用的文献可以发现，报告引用的文献在描述历史责任时，大多是以1990年而非1750年作为计算历史累积排放的起始年，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分配结果产生影响。

2    对谈判的潜在影响

正如前文所述，AR5的发布正值新协议谈判的关键时期，其中有关历史排放趋势和未来减缓情景的主要结论具有较强的政治指向性，与目前新协议谈判中的诸多核心问题密切相关，包括对历史责任的认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落实、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确定、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这些结论无疑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陆续引入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进程中，对谈判的走势产生如下不同程度的影响。

（1）2℃温控目标在新协议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1.5℃温控目标将被逐步边缘化。

报告基于对数量大幅上升的低浓度情景研究的评估，对2℃温控目标的可行性和实现路径进行了详细论证，而1.5℃温控目标研究成果非常有限，预计在未来谈判中以2℃为参考目标讨论今后各国需采取的行动，仍将是主要的基调。

同时，报告给出的2℃温控目标下的未来CO₂排放空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可能会为一些国家在德班平台下重启全球长期目标谈判，设定2050年全球长期目标提供依据，类似“双50”目标的谈判很可能再次回到有关新协议的谈判中来。

（2）关于2030年排放水平的结论可能对后续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谈判和审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与2050年目标相比，2030年排放水平的相关结论对德班平台的谈判有更直接的政策涵义。报告对2030年排放水平重要性的强调及相关结论可能对后续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和审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报告可能使得对各国2020年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讨论更加聚焦于2030年，而且其给出的2℃温控目标下的2030年全球排放区间及基于成本有效情景和努力分担方案的各主要区域的2030年的减排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为审评各国2030年减缓贡献的整体力度和各国贡献的公平性和力提供了参考值。一些发达国家及其舆论工具可能会以上述情景研究结果为基础，利用公众和媒体营造特定舆论氛围，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3）对近期排放增量和趋势的强调将进一步使下一步谈判聚焦发展中排放大国特别是中国。

报告通过强调近期排放增量和趋势突显了发展中排放大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这可能进一步加大发展中排放大国的减排压力，为发达国家在德班平台下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排放大国做出同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量化可比的2020年后减排承诺提供依据。

（4）考虑森林和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累积排放可能弱化或改变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主要历史责任的基础。

报告通过引入森林和土地利用相关的CO₂排放改变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历史责任的分布，虽然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一处理方法在科学上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这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发展中国家关于历史责任的说贴，即“气候变化问题主要由发达国家造成，全球历史累积排放中的大多数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因此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的理论基础，并为发达国家进一步将减排责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步减排提供依据。

（5）有关国家分组方式的讨论可能会影响新协议中“共区”原则的具体落实。

报告引入的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指标的国家分组方式虽存在方法学上的重大争议，但仍可能被发达国家用于在新协议下打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界限进行重新分组，以期重新解读和演绎“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最终影响该原则在新协议下的具体落实和各国贡献的确定。

3    对国内低碳发展的启示

AR5有关历史排放趋势和未来情景的有关结论也为中国国内宏观低碳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借鉴，有助于国内确定战略指导思想、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等。其对国内发展的启示如下：

（1）中国应顺应全球低碳发展大势，坚定低碳发展方向，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提高低碳转型的紧迫性和自觉性。

正如IPCC指出的，全球的碳排放容量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正在成为日益稀缺的战略资源和未来发展的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2℃温控目标已十分紧迫。全球范围内，低碳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应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及早形成并部署低碳发展战略措施，将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抓手和突破口。

（2）中国应开创一条不同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尽早达到更低峰值的创新型低碳发展道路。

IPCC基于对全球温室气体历史排放趋势的回顾发现，亚洲国家现在的排放轨迹很像OECD国家1970年之前，存在重复发达国家老路的风险，这将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纵观全球CO₂排放历史，目前还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摆脱随人均GDP水平提高，CO₂ 排放水平“先增长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现象。考虑到后发优势、全球排放空间约束和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中国未来必须改变现有发展模式，开创一条比美欧等发达国家更为低碳的，更早达到更低峰值的“第三条”创新型发展道路。

（3）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应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

IPCC发现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全球贸易将部分排放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实质减排效果有限。发达国家基于消费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普遍高于基于其生产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发展中国家正相反。这也证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现有发展模式下，投资和工业相关的排放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但对于消费相关的排放却仍未有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来说，首先应通过改善出口结构减少出口内涵的碳排放来实现减排；其次在国内实施低碳发展战略时，要通过政策有效避免通过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来实现减排的情况；第三，在制定低碳发展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建筑、交通部门的减排挑战。

（4）努力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和促使单位能源碳强度的大幅下降等将是中国未来实现减排的重点领域。

IPCC基于卡亚分解发现，单位GDP能源强度和单位能源碳强度的大幅下降是那些已达到稳定峰值的发达国家实现生产端排放下降的主要因素。考虑到中国未来的人口和人均GDP仍将持续增加，中国在制定低碳发展战略时，应着力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增加值，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以及采用先进减碳技术等措施降低单位产出能源强度和单位能源碳强度。此外，中国在制定未来低碳发展战略时，还应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的锁定效应和消费行为改变等主要驱动因子对减排的影响。

（5）中国已进入“峰值管理”阶段，应参考IPCC的做法，把峰值放在转型路径的大背景下，在路径中看待峰值问题。

低碳转型路径是中国制定低碳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IPCC关于未来转型路径的分析角度、方法和结论都可以为中国未来低碳转型路径的设计提供借鉴。

中国要实现低碳发展，首先需要像IPCC指出的那样，实现全方面的巨大转型，从经济发展模式、能源的生产消费方式到土地利用方式都需要转型。应把峰值放在转型路径的大背景下，在路径中看待峰值问题。

其次，中国在研究未来峰值时间和峰值水平时应充分考虑不确定性问题。对中国来说，出现峰值的时间和峰值时的排放水平受能源服务需求水平、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不能孤立地提出峰值，应将峰值时间和水平和相应的实现峰值的条件（如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服务水平、技术、资金需求、政策需求等）以及实现峰值的影响（宏观经济成本及对其他重点政策优先目标的影响）建立起有机联系。

（6）中国在制定低碳发展政策时应注重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协调，最大化协同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范围广泛，其对其他社会发展有限目标的协同效益和风险也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正如IPCC所指出的，中国制定未来低碳发展战略时还应充分考虑减排行动的风险以及转型路径与其他社会经济发展优先选项间的关系，包括与社会保障、扶贫、就业、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局地环境污染、长期竞争力等的关系，通过统筹兼顾、多目标寻优，力争最大化协同效益，最小化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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