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29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在“加快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及“跨越政治藩篱，应对气候危机”两场分论坛上就加强全球气候行动进行发言。

       关于气候多边进程，刘振民指出，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发布第一份气候评估报告、联大启动气候公约谈判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几经曲折，但各方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气候行动不断提升。特别是，《巴黎协定》确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行动模式，成为气候多边进程中里程碑式成就。去年迪拜气候大会完成了《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其成果文件明确了全球“脱离化石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今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三十周年，国际社会已经步入能源转型以实现碳中和的时代，各方应维护好《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原则，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为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刘振民提出四个要点。第一，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部署光伏、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及核能，推动其在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第二，考虑到全球低碳能源转型难以完全依赖可再生能源，在发挥化石能源对能源稳定与安全调节和兜底作用的同时，要做好化石能源的清洁低碳利用。第三，要保护好生态系统，保护好森林、湿地、海洋等碳汇资源。第四，全球碳中和进程需要各国政府履行好责任，更离不开企业和每个公民的行动，要坚持节约利用资源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倡导全社会积极参与，为全球碳中和贡献力量。

       关于破除政治藩篱，刘振民指出，全球气候治理最初的政治分歧主要呈现为气候谈判中南北对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将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写入《公约》，捍卫了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权益，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义务。为推动发达国家落实率先大幅减排义务，各方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后来，发达国家间也对减排模式出现了分歧，美国甚至退出议定书。故《京都议定书》模式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在吸取京都教训的基础上，各方于2015年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所有国家将共同努力，以“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方式参与《巴黎协定》下的减排行动。但是，《巴黎协定》步入实施阶段不久，就出现了新的政治藩篱，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给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带来严重干扰。最近，伍德·麦肯兹国际咨询公司报告指出，完全与中国制造的清洁技术产品脱钩将导致全球能源转型额外耗资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转型成本将增加20%。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我们应坚持多边主义，正确对待低碳转型进程中的产业竞争，尊重市场规律和贸易自由，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关于全球能源转型，刘振民表示，迪拜气候大会开启了全球能源转型的新进程。世界各国国情、能源需求各有不同，根据IEA报告，亚洲地区煤炭消费占全球的80%，这是由亚洲国家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化石能源一直在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支柱作用，如今的能源转型需要充足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各国需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完成低碳能源转型。

       中国作为多煤、贫油、少气，且能源需求巨大的发展中大国，为推动能源转型付出了巨大努力，2012到2022十年间中国煤炭占能源结构比重已经从68%下降到56%。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企业的创新努力促使光伏、风能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可再生能源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利用成为可能。中国愿与亚洲国家共享经验，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亚洲国家之间应团结一心，确保亚洲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本地区的贡献。

       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国际支持，需要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持续为可再生能源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需要私营部门、企业家、学术界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为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提供必要条件，为全球气候行动做出务实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