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中华环境》2015年第12期）

2015年11月30日，来自全球的1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首巴黎小镇勒布尔热，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开幕式，对全球气候变化表达了共同的关切，在强烈的政治意愿下，各国政府希望能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2020年后的气候变化协议。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主旨演讲，提出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并指出我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并积极实现我国政府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  尽管目前谈判还面临着适应、减缓、资金、透明度、长期效力等一系列问题，但对全球控制温升的意志和决心已经十分明确，其中围绕2℃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依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2℃问题的由来
    在可测量的万年时间尺度下，地球的温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波动。工业革命以来，地球的温升趋势才突破之前的界限，并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伴随着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地球的温度也不断上升。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中指出，如果地球温度较工业革命之前增加超过2℃，由气候变化产生的温升风险将显著增加，据此，1996年欧盟第一次提出了2℃的温升控制目标，并将其作为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生存底线。在IPCC第三次评估中进一步说明了全球温升应当控制在2℃的范围之内。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将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与温升的关系高度相关。
    根据2013年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持续上升。2012年大气中上述三类温室气体的浓度分别为393.1ppm(ppm为“百万分之一”浓度)、1819ppb(ppb为“十亿分之一”浓度)和325.1ppb，分别比工业化前高出41%、160%和20%，为近80万年来最高。
    温度的上升会给全球带来风险。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温升1℃或2℃时，全球所遭受风险将处于中等到高等的水平，温升超过4℃或更高将处于非常高的风险水平。据不完全统计，温升2℃将导致全球的经济损失占到总收入的0.2%~2%。
    事实上，自1880到2012年以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约0.85℃，并且与1985~1900年相比，2003~2012年这10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8℃。最近30年是自1985年以来连续最暖的三个10年，也是近1400年来最暖的30年，并且目前仍然处于不断的上升状态。如果在2050年全球温度上升达到2℃，那么全球温度将在本世纪末达到3度以上，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500ppm。
温升对我国的影响
    根据我国气候变化监测公报显示，近百年来我国气温变化总体趋势与全球是一致的，但气候变暖幅度明显高于全球，高温事件显著增多。特别自1901~2014年，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增幅为1.09℃。2001~2010年是近百年中最暖的年代。1961年以来，低温事件总体减少，高温热浪事件显著增多，本世纪以来更为突出，平均每年高温面积占全国27.4%，超过常年两倍。
    降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干旱和暴雨洪涝事件频发。1961~2014年，我国平均年降水量无明显的增减趋势，但年际变化明显；我国平均年雨日数呈减少趋势，而暴雨站日数呈增多趋势，造成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的短时暴雨增多增强。
    受气候变暖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约82%冰川处于退缩或者消失状态，面积退缩量在10%以上，90年代以来退缩加速。气候变暖加速大气环流和水文循环过程，引起水资源量及其空间分布的变化，进而可能导致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洪涝灾害威胁更加严重等一系列问题。
    气候变化对我国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许多树种的分布向极地或高海拔区移动，物候发生明显的改变，生产力和碳吸收增加，林火和病虫害加剧等；内陆湿地面积萎缩，功能下降；荒漠生态系统的脆弱形势恶化。一些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多样性、栖息地以及生态系统及景观多样性，某些物种的退化、灭绝等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利弊共存，总体上以弊为主。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粮食产量和农业灾害加重等诸多方面。研究表明，年平均温度增加1℃时，大于10℃积温的持续日数全国平均可延长15天左右。由于总体温度升高，对不同的地区呈现差异性的影响，如在粮食生产方面，气候变暖对东北地区有正面的影响。但在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气候变暖对粮食生产却有一定的抑制影响。同时，气候变暖后各种病虫出现的范围也可能向高纬地区延伸，这将会导致增施农药和除草剂，增大农业生产成本。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最直接的影响是极端高温产生的热效应，不仅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同时也会使传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增加。比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一些原来月平均气温低于16℃的无疟区可能变成疟疾流行区；此外，气候变化也是影响雾霾增多的外部气象条件。由于风速逐年下降和逆温层的原因，我国雾霾日数显著增加。如2013年我国74个城市大气PM2.5浓度平均为每平方米72微克，是国家标准的2倍多，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7倍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
温升的根源
    与有人类活动之前的周期性全球温升导致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不同，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升是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所导致。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这与我国高碳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和效率不高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碳的生产方式是导致温升的根本原因。导致全球温升的根源是基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13年全球每年的石油消费量为9133桶/日，并且保持了每年1.2%的平均速度增长，这些化石能源在工业体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也生产了大量的碳排放。根据观测，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七分钟后就进入全球循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将在大气中存在数十年到数千年不等的时间，因此在全球温升的产生因素中，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导致目前温升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这是由于我国传统产业结构中，以钢铁、石化、电力等传统行业的转型进展缓慢，高碳排放居高不下。如果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那么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就不仅是雾霾这么简单，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此外，能源消费量大、效率较低是温升的主要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效率较低，同样的能源消费会产生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排放物，包括二氧化硫、粉尘、温室气体等多种工业废弃物，不仅对环境产生危害，而且还会对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生产不利影响，其中温室气体对于全球温升的影响可能没有如环境污染那样直接，但是全球温升对于整个地球圈层的影响是深远的和潜在的，一旦发生又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控制温室气体要坚持无悔原则，即使未来最坏的情景没有出现，我们现在还是要采取可能的行动，防范最坏的情形发生。
我国减排的战略选择
    温升度超过2℃，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将面临着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风险，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这种风险将日益显现，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2015年6月30日，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秘书处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我国还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有效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
    目前，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效和调整能源结构、增加碳汇，以及开展低碳省市、城镇和碳交易试点等一系列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而言，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战略管控。气候变化对于整个地球系统的影响是缓慢的而系统性的。全球温升导致的风险已经不单单表现在极端气候事件、海平面上升等方面，而且会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和军事等多个领域，因此，在全面评估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分类管理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对具有中长期气候影响的重要领域进行重点评估，如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等，此外还会涉及贫困、人体健康和源于地缘政治诱发的气候难民等系列问题，对于可能引发气候危机的领域进行安全性评估。
    二是构建基于市场的碳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生产和生活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再仅仅是一种负资产的公共产品，通过界定减排空间使之成为可交换的商品，从而使减排指标通过碳交易变成一种资产，由此衍生出来的碳金融将传统的金融业和碳交易成功地衔接在一起。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市场机制在不断探索中趋于完善，在目前碳交易体系的基础上，将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融合现有的碳交易机制，实现全国统一的交易体系。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顺应全球低碳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基于高碳的发展战略，通过有效的管理碳资产，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三是发挥财税政策作用。与市场机制相比，财税政策具有时效性强、导向作用显著等特征。目前我国尚未开征碳税。与碳交易市场相比，碳税具有覆盖面广、操作手段灵活等特点，因此，随着碳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可以通过碳税与碳交易市场配合，提高减排企业的积极性和经济性。同时，对于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等，由于前期的商业化不足，同时，需要通过多种资金形式进行扶持，特别是前期的公共资金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低碳领域，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实现企业的低碳化发展。
    四是在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减少化石能源的比重。我国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14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05年下降29.9%和33.8%。我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全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2%。在未来的能源替代战略中，将继续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并减少化石能源的比重。同时在现有的能源供应基础上，通过采用行业先进技术，来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
    五是建立全民参与气候变化社会治理模式。气候变化离不开公众参与，应推动形成政府、媒体、企业、公民和智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全民参与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使得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享有知情权，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的设施建设项目，社会公众通过充分的意愿表达，反映自身的利益关切，以此保障社会各方利益均衡、稳定和谐发展。